(20)同前注③，劳埃德书，第72页。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保护地域性的或者少数民族文化，是以不削弱、不危害共同性为前提，保护差异是需要的，但不能固化强化其中落后的、影响民族进步的因素针对一些过度凸显民族差异性、弱化共同性的问题，一些与实际不匹配、与发展不适应的工作模式，要立足实际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6]。这是国家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由之路。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从促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入中华文化的整体和编码体系，挖掘其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形成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与文化意涵，并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视野中理解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和设备，主要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14条）。以法治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便成为民族事务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主题。参见知网以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检索结果。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本文拟从文化法治这一相对具体的视角出发，来对如何以法治保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进行尝试性的思考。

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文化和旅游、文物、发展与改革、自然资源、城乡建设等多个部门的职权，更涉及区域内各级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等方面的行政协作[12]。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于1984年，修改于2001年，距今已有20余年。[22]美国《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的豁免范围则更大，其适用范围主要为大型企业或涉及大规模收集与处理个人信息的企业。

例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徐玉玉因诈骗而自杀案件，就与黑产收集倒卖个人信息密切相关。[64]Copland v. United Kingdom, 62617/00 Eur. Ct. H. R.at 12(2007) [65]Satakunnan Markkinaprssi Oy and Satamedia Oy v. Finland 931/13 Eur. Ct. H. R.at 15(2015) [66]Joined Cases C-293/12 and C-594/12， Digital Rights Ireland, ECLI: EU: C: 2014：238， paras 37，39. [67]Case C-362/14， Schrems, ECLI: EU: C: 2015：650， para 94，95. [6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05页。例如删除权赋予了个体以删除个人账号、通话记录等个人数据的权利，这使得个体能够避免相关信息被盗用或流通到相关犯罪分子手中的风险。因此，积极性数据权利与我国宪法上规定的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甚至密切关涉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最低生存性权利。

[71] 和欧盟类似，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数据权利立法，并且在宪法与多个国际组织层面将数据权利接受或认可为一种基本权利。[54] 数字人权在两方面都具有坚实的人权基础。

一、作为新型权利的数字人权 数字人权是否已经构成一种新型人权？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传统人权，并将数字人权与传统人权进行比较便可得出结论。雷磊：《新兴（新型）权利的证成标准》，《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第20页。正如有学者所言，人权源自每个人的人性，源于人类尊严的概念，那么人权最重要的价值就不是其潜在的效用或价值，而是使人类尊严得以实现的实际能力。[20] 此类义务主体首先排除了一般个体以及没有专业化信息处理能力的小企业。

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5页。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6条。就基本原理而言，个人尊严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核心价值，各国和各地区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之所以赋予个体各种数据权利，要求个人数据处理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101]其中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基于数据的自动化个人信息处理已经对个体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尊严威胁。[63]例如在2007年的科普兰诉联合王国案（Copland v. United Kingdom）中，欧洲人权法院判决，在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和储存与个人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使用有关的个人信息，违反了《欧洲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规定的第8条权利。

[75]因此，可以说美国宪法对于数据权利的保护处于一种默认状态，[76]而且其保护的范围与力度均比其他国家小。[15]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数据处理者处理个人数据，应当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和透明性、目的限制、数据最小化、准确性、限期储存、数据的完整性与保密性等原则。

丁晓东：《〈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比较法重思：中国道路与解释原理》，《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83页。[4] 瓦萨克的三代人权划分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目标，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强调发展权、和平权、环境权等权利，提出一个符合当时联合国政策框架的人权体系。

[44]《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5条。[67] 欧盟各个国家也都将数据权利视为一种基本权利。[61] 到了2016年，欧盟将数据权利视为基本权利的立场更为显著。我国和域外各国之所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引入删除权（被遗忘权）、反对自动化处理权、算法解释权等权利，正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害。[19]其中《民法典》第1035条和1036条采取了处理个人信息的表述，第1037和1038条直接使用了信息处理者的概念。[21]对于非专业性收集与处理个人信息的自然人，他们可以不经过数据主体的同意，就通过熟人或朋友而打听数据主体的手机号或微信号，或者将数据主体的手机号或微信号告诉朋友，此类情形并不违法。

三、域外数字人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数字人权的人权属性，除了可以在正当性层面进行论证，还可以在实证法，尤其是宪法或宪法性基本权利层面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大型科技企业生产能够满足数字弱势群体需求的产品，也有利于其自身产品的转型升级。

以数据权利为例，在数据收集之前，数据处理者一般要明确清晰地告知个体，获得数据主体的同意。[9]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ty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14. [10]何海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实施问题研究》，《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第67页。

倡导者指出，数字人权是对传统人权的更新与升级，已经构成第四代人权。人类的道德理性能力，正是人作为目的，区别于物理世界与其他动物的关键。

再比如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很多实体小店都已经关闭，很多产品只能在网上采购，但有的科技产品没有语音辅助功能或视觉辅助功能，使得残障人士遭遇更多的歧视与不平等。最后，数字人权与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话语与人权共识尤其契合。[58]张卓明：《中国的未列举基本权利》，《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7页。[93]其后，在宪法所列举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中，宪法既规定了公民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权利，[94]也规定了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青少年、儿童、妇女等弱势群体获得国家保护的权利。

再比如，数字鸿沟已经导致一些弱势群体无法正常生活，老年人可能不懂如何使用健康宝或网约车软件，卡车司机可能无法掌握各种定位系统软件，外卖骑手可能无法理解算法系统。这一分析与比较可以揭示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人权代际的划分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与政治性。

如果公民无法接入互联网，无法注册和使用社交账号，没有能力使用健康码，无法进行在线学习，那么他将被整个社会孤立，不仅难以行使个人的言论自由权、受教育权、知情权、选举权等宪法规定的各种基本权利，而且可能连进行正常社会生活的能力都会丧失。《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2条（c）。

[96]由于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宪法所规定的人权与基本权利范围比美国甚至欧盟的范围都更为广泛，更强调国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不受社会私权力侵害的责任。本部分分析域外各国和地区数字人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其中数据权利的主观权利属性表现在，个体拥有针对数据处理者的数据权利请求权，拥有针对国家的数据权利保护请求权。在数据收集之后的储存、处理与流通阶段，个体数据权利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相关数据风险。[119]汪太贤：《权利泛化与现代的权利生存》，《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7页。[123]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7页。

然后从道德政治理论与实证法两个层面论述数字人权的人权属性。需要特别指出，双方的这种兼具对抗与合作的关系与第二代人权非常不同，第二代人权中个体对于国家的防御与合作更多的是相互独立并存的，而数据权利中的防御与合作则是一种交融或激励相容关系。

从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关系看，二者侵害性与互惠性高度融合，形成一种权力不对称与关系持续性样态。[123]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对权利泛化的批评非但不适用数字人权，而且更进一步论证了数字人权的人权属性，尤其契合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价值取向。

当国家执法机构进行偶发性的收集个人信息，此时公民可以提起隐私权保护、通信秘密权保护等权利主张，但无权提起查询、复制、更正、删除其个人信息的主张。[47]Daniel Solove, Identity Theft, Privacy,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Vulnerability, https://ssrn.com/abstract =416740，2021年1月24日最后访问。